与以往的改革征程相比，正在进行的银行业二次转型之意义并不亚于此前的“改革再造”。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中国银行业从不缺乏变革的勇气和胆识。面对这个激越变革的年代，中国银行业谋求创新应变之道，必将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进取的精神，去迎接更宽广的未来。
65年，中国银行业与伟大的新中国同行。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在挑战中革弊求新，不断探索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现代金融发展趋势的前进之路。今天，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银行体系屹立于世界之林，这个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折射出整个国家波澜壮阔的改革变迁。
1978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巨轮作出了重大的航向性选择。在此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银行业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分水岭”，在改革的淬炼下，完成了一场凤凰涅槃式的改革与再造。
不过，革新之路并未终结。告别高利润增长时代，迎接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开放的挑战，中国金融市场、中国经济、乃至更广袤的世界金融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二次转型”已成为中国银行业无法回避的改革命题。
改革再造：践行支持经济发展使命
应该说，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的改革始于其当年使命的转变。
1979年，邓小平提出“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一针见血地指出银行改革要害所在，指明了我国银行业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实际上，从那时起，中国银行业30多年努力改革，不断探索商业银行发展规律，以改革激发出巨大活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1984年告别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后，1994年政策性银行设立，四大行从“专业”向“商业”迈进，股份制银行也迎来了第一轮发展的新浪潮。中国银行业开始了商业化改革的征程。
不过最精彩的篇章则出现于新的千禧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改革大幕拉开。背负着大量不良资产、严重资不抵债的国有商业银行，掀起了背水一战式的股份制改革。
从2004年1月启动股改，用了6年多时间，四大行摆脱历史包袱、改制上市，成为具有广泛国际认知度的大型商业银行。从最初的单纯由国家注资、剥离不良，发展到注资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体制机制转变相结合，中国银行业建立起了与宏观经济改革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架构。
制度变革焕发出的巨大生命力至今让中国银行业受益匪浅。截至2013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3949家，资产总额达151.4万亿元，但不良贷款率仅有1.49％。商业银行加权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9.95%，保持着平稳健康运行态势。
全面改革之后的中国银行业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65年来，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到惠及千家万户的大众服务；从国有企业的转制改革，到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蓬勃发展；从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培育发展；从服务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开发，到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从支持国内企业扬帆出海，到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从支持民生改善、节能环保到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中国银行业无不践行着自己的使命。
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银行业牢牢把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转型的中心任务，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正如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去年在银监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这十年银行业破解了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效大幅提高。
对外开放：走向更宽广的舞台
2008年10月15日，纽约曼哈顿特朗普大厦前，中外金融界人士及部分中美高官齐聚，这一天，工行纽约分行在盛大的典礼中宣告开业。而就在一个月前，华尔街风云突变，随着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危机开始席卷全球。工行纽约分行的成立，给严寒中的华尔街带来一丝暖意。
从申办到开业，工行纽约分行用了11年的时间。能够进入准入条件苛刻的美国市场，得益于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的显著提高。之后，建行于2009年、农行于2012年相继在纽约开设分行，自此四大行全部进入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雄心跃然纸上。
从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大门的慢慢打开，中资银行再次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中行卢森堡分行于当年6月正式对外营业；同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日本输出入银行经批准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改革开放30多年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不仅促进了外资银行在华发展，也推动了中资银行走向更宽广的世界舞台，实现跨越式发展。
2003年起，中国监管层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坚持外资银行法人化政策；对内则督促国内银行业转变经营理念、管理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利用境外资本，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2006年，随着《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外资银行国民待遇的大门悄然打开，中外资银行在监管法规制度、审慎监管标准和市场经营环境等方面实现统一，为中外资银行创造了平等的经营和竞争环境。
截至2013年底，外资银行在我国69个城市设立了机构，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覆盖面和市场深度的总行、分行、支行服务网络，营业网点达947家。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机构的资产总额达到2.56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中资银行进入发达经济体提供了契机，也带来了国际化发展的巨大机遇。
截至2013 年底，18家中资银行通过新设分支机构、并购、参股等方式共在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127 家分支机构，总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截至去年末，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253.48亿元人民币，约合1189.70亿美元。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跨境金融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也为银行国际业务发展及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新机遇，对银行提升全球化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中资银行海外发展逐渐将战略重心向推动境外机构本土化、主流化、差异化发展转移，增强境外机构竞争力，提升经营发展水平。
时至今日，国际化战略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海外业务收入已成为中资银行重要的利润组成来源。正如中行副行长岳毅所言，“未来海外业务依然是我们的蓝海”。
深化改革：谋求创新应变之道
2014年，共和国迎来65周年华诞，同时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在中国经济步入又一个政经大周期的重大历史时期，深化改革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必然选择。
过去十年，中国银行业历经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10年5倍的规模增长，银行业利润年均增长超过25%，同时保持了较充沛的资本充足水平和较低的不良率。这样的成绩得益于改革的红利、庞大的国内市场、较低的成本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近两位数的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已经进入新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经营环境的改变，令银行以往规模高增速、业绩高指标、利润高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而来自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变化，对传统银行业带来的冲击正变得越来越强烈。
新资本监管标准强化了对银行的资本约束，让习惯“信贷扩张—再融资—再扩张”的中国银行业感受到了转型内涵式、集约化道路的迫切；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带来的利差收窄将直接动摇银行盈利的根基；金融脱媒愈演愈烈，直接融资迅速崛起，带来融资结构的多元化，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地位和占比明显下降；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让银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支付脱媒以及在消费链、资金链、信息链中被逐步边缘化的危险。
革新之路并未终结，转型征程再次起航。差异化、信息化、国际化以及综合化的改革方向已 经成为中国银行业领导者们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应顺应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的要求，继续推进产品和业务模式创新、智能化以及多功能服务建设。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试水小微金融、综合化经营以及智慧银行，都是为了构建多维支撑的业务架构。
与业务模式转型同时推进的还有银行业治理体系改革。正如社科院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所说：“公司治理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是释放银行业未来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今年年初，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撰文指出，“通过完善公司治理、业务治理、风险治理和行业治理体系建设，实现银行业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年，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被提上日程，其首要任务就是优化现有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
实际上，与以往的改革征程相比，正在进行的银行业二次转型之意义并不亚于此前的“改革再造”。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中国银行业从不缺乏变革的勇气和胆识。面对这个激越变革的年代，中国银行业谋求创新应变之道，必将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进取的精神，去迎接更宽广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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